勃勃的历史叙事自龙昇（407—413）、凤翔（413—418）年间以来具有一贯性，并非是真兴年间（419—425）国史编撰的结果。勃勃将“大禹之后”的历史认同与“北迁幽朔”的地域认同联结在一起，塑造出与殷周秦汉魏晋并存的“夏后—幽朔”历史脉络，并将二者时间上的并存具象为幽朔与雍豫的空间对立。勃勃借《史记》所述戎夷荒服之“泾北”与岭北在空间上的一致性，以“夏后—幽朔”的历史叙事凝聚人心。又将统万城与岭北与“北迁幽朔”的历史叙事相关联，通过都城建设，赋予其政权超越周汉魏晋的正统性。进占关中后，赫连夏形成了“北京”与“南台”的并立之局，而勃勃仍秉持幽朔与雍豫相对立的史观。二元政治地理格局不仅演化出真兴六年的太子赫连璝之乱，而且削弱了应对北魏等外部势力挑战的能力，与赫连夏的覆亡不无关系。

“韩”作为朝鲜半岛南部族群的共称，是西汉真番郡撤置后遗民与辰国族群融合的产物。马韩通过控制“辰王”选立将脊梁山脉以东的群落纳入“韩人”范围。辰韩将始祖追溯为逃避秦役的流亡者，这一族源叙事源自半岛北部南下移民的历史记忆，是辰韩在两汉时与北方郡县对抗性关系的反映。移民的技术传入使辰韩成为倭、韩地区的冶铁与交易中心。2世纪时弁韩冶铁业的发展挤压了辰韩的铁流通网络，韩、倭政局因此而变。东汉末年带方郡的设置正是为了应对韩濊的挑战。曹魏分割辰韩八国转隶乐浪郡的方案瓦解了韩人臣智与下户间的权力关系，引发韩人叛乱与曹魏“灭韩”之战。此后，“韩”不再作为统一体出现，在百济、新罗的建国运动中，“韩”号不再是族群凝聚、政权建构最有效的政治资源。“韩”号的建构与解构均是以汉魏王朝在半岛上的郡县统治为背景的，乐浪、带方二郡体制崩溃之后，半岛的政权建构进入新的阶段。

河瑞二年（310）七月刘渊安排的辅政格局是元熙元年（304）以来汉国权力结构演化的结果。永凤元年（308）刘渊王权转化为皇权意味着屠各刘氏对政权的独占。刘渊的顾命安排旨在维系五部屠各、六夷等诸种势力间的平衡，以及勋贵之间的权力制衡。虽然继位者是武力夺权的刘聪，但他仍然延续了刘渊的辅政格局。一方面通过与刘乂的联盟维系了五部屠各与六夷的合作，一方面又通过尊崇顾命大臣塑造自身的继位合法性。倾覆洛阳后，刘聪于嘉平二年（312）与刘渊的顾命大臣之间进行了广泛的联姻，并让诸子掌管宿卫禁兵及离石、蒲子等旧都，这些举措将刘聪的皇权从屠各刘氏的宗室权力中凸显出来，初步建构起具有专制性的汉国皇权。